丁华英：“我永远热爱这份‘天使的职业’”| 迎接第39个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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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是教师节，也是老校长何金娣的生日。每到这一天，我们都格外怀念她。记得18岁时，我来到卢湾辅读学校，跟着校长何金娣以及副校长徐琳一起，在特殊教育的世界“摸爬滚打”。这些年，我始终不忘何校长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作为特教老师，或许我们感受不到桃李满天下的自豪，但只要能看见每一个生命发生改变，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她和徐琳老师都是我职业路上的领路人。

1994年，以培养幼儿园教师为主的上海市南林师范学校第一次开设了“特教班”，我也误打误撞成了“特教班”的第一届学生。当时我完全不了解特教的含义，记得开学第一堂课，老师在黑板上用力写下5个大字“天使的职业”，这让懵懂的我有了一丝陌生的责任感——“你们要给智障少儿播撒睿智的种子”。我当班主任带的第一个一年级班，一共有10名学生。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重度智力障碍和自闭症学生。他们有的喜欢尖叫、有的动不动就要往外逃、还有的喜欢打自己……虽然10个学生里有3个“自带”阿姨全程陪读，但我还是经常会被各种慌乱的场面急到崩溃。那时，我的师父徐琳几乎每天都会来帮我一起管理班级。她建议我，在教室里架设摄像机，把每天的上课情况录下来，再仔细回看，为每个学生找到帮助他们的办法。我们录了整整一个星期的课，并利用休息时间反复观看，一点点从中找出头绪。

比如那个爱尖叫的学生，我们通过视频观察到，如果边上有其他学生在叫，那他也会很难受。我们就尝试着在他尖叫时，举起摄像机对着他拍，再放给他看，结果一看他就不叫了。后来只要我做出举摄像机的动作，他就不会再尖叫了。在特殊学校，上课时老师要管好学生，下课时老师也不能放松。因为课间10分钟，在普通学生看来可能过得很快，但对特殊孩子来说，他们不会玩，就感觉很慢。当时师父就教我，先了解每个孩子喜欢玩什么，然后在课间有针对性地投放一些玩的材料并教他们玩，一旦他们学会自己玩或者和同伴一起玩，那老师的压力也就没这么大了。

要带给这些中重度智力障碍儿童最适切的学校教育，光靠老师的爱心、耐心和细心还远远不够。最初给这些孩子上课时，因为缺乏系统性的课程，大家往往是人手一张自己的备课纸。在老校长何金娣带领下，我们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开展“中度以上弱智儿童生存教育课程与教学”课题研究，其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孩子的大脑机能，在现有基础上获得最大的发展、补偿和康复，并使他们具备自立于社会的生存意识和生存能力。语文课上教说话、写字，数学课上带孩子认识人民币，生活课上告诉他们怎样系鞋带……我们从无到有，围绕生存教育先后开展了4项重大课题研究，并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实用语文》《实用数学》《生活》《美术》4套校本资源，其中的60册被全国近300所辅读学校使用，发行量超30万册……2016年，我又跟师父徐琳参与到部编教材的研讨和编撰之中，为构建更科学的特殊教育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这几年，我们开始研究分层教学，按照学生程度，生活语文和生活数学课进行走班教学。起初，很多家长不理解，孩子都已经到特殊学校了，怎么还要分层？事实上，正因为孩子们的障碍程度不同，所以分层才更必要。没分层前，课堂里那些程度严重的孩子，一节课里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有效学习。但分了ABC三个层次之后，孩子的有效学习时间就会大大延长。很多家长也明显感受到分班学习带给孩子们的变化——如果没有走班，或许他们就是课堂里被放弃的对象，但走班之后，他们成了课堂里的主角，也学到不少东西。2016年，老校长何金娣因病去世了。2019年，我师父徐琳也退休了。她们对特教事业的奉献精神，早已不知不觉浸润了我的教师生涯。今年，是我在特教这条路上坚守的第27年，如今已经带到高年级的C班（程度最严重），我始终愿意尽全力去挑战这些在外人看来的“高难度”，因为我相信，对这些孩子来说，同样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当他们每天都有进步，并且经过我们十多年的持续努力后最终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融入社会，这就是我们特殊教育老师最自豪、最幸福的时刻。